作者： Charles Sellen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全球慈善研究员 ) ; Fabrice Jaumont (人文科学基金会教育科学基金会- FMSH)

2020年一月十九日，美国东部时间二十一点零一分

为应对当前的冠状病毒疫情，中国亿万富翁马云于1月31日承诺，将向武汉和湖北捐赠相当于1.44亿美元的医疗物资，并提供1400万美元帮助研发疫苗。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前教师离开了这家拥有逾10万名员工, 价值4500亿美元的公司，并宣布，他今后将投身于教育慈善领域。冠状病毒威胁的出现表明他也致力于支持公共卫生领域。

在中国，公众人物长期以来一直默默践行慈善，称为“公益志愿行动”。但考虑到马云财富的规模(全球第21位，约430亿美元)，他的高调支持慈善表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千年慈善传统的复兴

直到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富裕阶层经常忽视一个方面，即他们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私人慈善捐助依旧相对缺乏。

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慷慨大方的慈善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与儒家思想相呼应。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停滞不前。因为资产国有化，外国组织或被解散或被驱逐出境。当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先满足社会需要，这使得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受到了巨大打击。

这种时间顺序与美国的经济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世纪末开始，慈善事业在美国就被视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的治疗手段。

一个多世纪以来，慈善事业一直作为国家的“软实力”所存在着。历史上的先例比比皆是，比如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就用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当今发展中的世界是一个受多种慈善影响的广阔领域，并唤起了人们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

在致力于非营利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学术界(ARNOVA 2019大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同时，中国成为了行内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对象。

自邓小平时代开放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并带来了巨大财富。在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副作用中，第一批中国私人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发展，试图阻止社会不平等进程并帮助国家进行社会性支出。直到1994年，慈善事业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兼容性才被正式认可。现在，我们正在见证这个国家私人慈善精神的真正复兴。

亿万富翁慈善家的增加

中国慈善家的激增与巨额财富的增加直接相关。2017年，瑞银集团(UBS bank)在中国内地共列出了373名亿万富翁(仅次于居住在美国的585名亿万富翁，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集中地)。其中包括89名新上榜的富豪，平均每周新增近两名亿万富翁。在经历了5年的持续增长后，2018年，它们的数量略有下降，与全球市场低迷的趋势一致。

有影响力的国家人物希望激励白手起家的新一代企业家成为新一代的慈善家。

2013年，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博士离开公司，投身于教育事业。由他发起的一丹奖(380万美元)是世界上对教育研究最慷慨的奖项。

另一位杰出人物是何巧女女士，她于2017年宣布了一项15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捐款，这是该事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赠。

中国政府最近增加了针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个人捐款可扣除其个人应纳所得税的30%，企业捐款可扣除其年利润的12%。

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观察

有关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正在成倍增加，旨在支持该行业增长和培训新基金会高管的机构也在增加。

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统计，截至2016年底，共有5545个基金会(由富裕人士创建或进行年度公共募捐活动)，这一数字自2006年以来十年间翻了四倍多(+430%)。它们的数量在逐年增长，2017年增长到6322个基金会，2018年增长到了7048个基金会。2014年，捐款总额达到了1020亿元(167亿美元)。

在美国方面，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以尽可能准确地收集有关中国慈善事业的数据。它还为这个新兴行业的领导者提供了一些高级培训。

自2000年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美基金会数量已翻了两番，到2014年已达到1300家。两国正在开展双边合作，试图使这两家全球慈善巨头的利益和战略保持一致。

2015年，包括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雷·戴利奥(Ray Dalio)在内的五名中国和美国的慈善家成立了中国全球慈善研究所(China Global Philanthropy Institute)。其目标是通过“培养出慈善领域的模范慈善家和专业领导者”来激励其他人，这一目标对国家和国际双重都很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所主要依靠三种形式进行培养人才:学术训练、实践活动和外出学习考察。

另一方面，中国慈善大数据研究院最近于2019年成立，旨在动员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整个科学和技术领域，以支持慈善活动，并已公开表达国际合作的意愿。

这些举措与中国普遍的行动主义相一致，即通过采用电子货币或掌握区块链，在适用于金融交易的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可预测的国际投影

包括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区，已经成为美国大学通过校友捐赠获得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远远超过英国和加拿大等传统来源。这些捐款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并非没有引来非议，同时，中美关系紧张影响着大学。

此外，中国的基金会已经在各大洲进行国际捐赠，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期间。一些中国基金会甚至在国外设立了办事处或试点项目。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通过直接进行投资和开展官方援助进行干预。

2017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要求更加积极进行外交，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的具体外交方针。如果当局决定决定采取同样的愿景，以同样的决心和长期战略将巨大的慈善资金潜力引向外部，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将跻身“慈善大国”的行列。

有远见的世界影响

尽管中国大量的慈善事业仍局限在国内，但如今他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为其快速增长的国际规划做好了准备。这可能会产生两个后果：

一方面，国际慈善事业的格局将受到中国慈善家增加的影响，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会青睐哪些方向。它们将如何融入该行业的现有格局? 它们将如何为全球慈善基础设施的兴起做出贡献？

鉴于这一领域传统上一直被西方国家通过其基本价值观、金融网络和运作模式所影响，如何在国际慈善行业中实现这种崛起和既有权力再分配?

同样地，中国的基金会和慈善家们活跃于国际舞台上，他们很可能会在与外国同行的接触中培养、丰富并调整他们的愿景。国际经验分享会成为中国国内慈善事业发展的灵感来源吗?中国将如何管理这种观念、思想、技术甚至人员的双向交流?

不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的慈善行业将面临几个挑战:国际化管理，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代理人的专业化，监管框架的演变，更广泛的考虑社会责任，和行业的转变。

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在21世纪，中国的慈善行业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国界。现在，我们必须仔细审视中国慈善影响力的扩张，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公开声明

查尔斯·塞伦(Charles Sellen)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和法美富布赖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ssion)的资助，对慈善事业进行研究。他目前就职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他的观点仅属于他自己，绝不代表他所属或支持他工作的组织的观点。

法布里斯·乔蒙(Fabrice Jaumont) 获得了来自若干美国基金会、法国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捐助者对他的研究和他所召集的教育活动的资助。他隶属于巴黎人类科学基金会、纽约FACE基金会和法国驻美国大使馆。他的观点仅属于他自己，绝不代表他所属或支持他工作的组织的观点。